重庆华严寺方丈道坚大和尚（图片来源：大菩文化摄影：妙雨）
放生各种动物的功效
佛教医药学属于五明之一的医方明，佛典《增一阿含经》卷十二、《金光明经》卷三《除病品》、《法华经》卷五《良医喻》等，载有医药学知识，可以窥见佛教医药学的大概。佛教有关僧尼受戒、安居等行持规定的“二十犍度”中，第七项“药犍度”（又称医药法）详载比丘患病的种类、对治诸病的处方、病中饮食调理等种种规定。唐义净三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举出“八分医方”，归纳印度古来各种诊察投药方法。
有关佛教医药学的典籍，《大藏经》所收有关医疗治病典籍有《佛医经》、《疗痔病经》、《咒齿经》、《咒目经》、《咒小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治禅病秘要经》等。北本《涅槃经》卷八载有切开盲人眼膜所用医学器材“金篦”，其后成为密教法器。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医方明部收录《龙树百治疗法》等数部医书，西藏、蒙古等寺院中，大多还设有医学部，专门以医药学治病救人。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套医学理论，其中“四大”学说是印度佛教医学理论的总纲。四大学说认为地、水、火、风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各具坚、湿、暖、动四种属性，有持、摄、熟、长四大作用。四大又有主观感受到的能造四大和能被感知的所造四大之分。人体也属于四大所成。四大有二种，一是有识四大，即眼、耳、鼻、舌、身“内五根”；二是无识四大，即色、声、香、味、触“外五尘”。人身皮肉筋骨属于地大，精血液沫属于水大，体温暖气属于火大，呼吸运动属于风大。四大和合而身生，四大分散而身灭。人死亡后骨肉归地，湿性归水，暖气归火，呼吸归风，从四大所生，还归于四大。人身疾病，多因四大不调所生，这就是四大不调病因说。如《佛说佛医经》中说：“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因此，佛教四大学说为医学生理、病理、治疗理论的总括。
随着佛法而东流，耆婆和龙树等著名医学奇术也传入中国。如《奈女耆域因缘经》，说耆域与佛同时，医技如神。《隋书·经籍志》载有由僧人译述的印度医书十一种，其中有《耆婆所述仙命论方》。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录有耆婆仙方十余个。耆婆医学理论对于改变孙氏的取药原则、组方规矩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并通过孙氏的医学著作，影响后世医学，开唐以后一代医风。
龙树为公元3世纪时印度高僧，为大乘中观派的创立者。他修订过印度医学外科经典《妙闻集》，尤以医学著名。在中国，龙树以眼科闻名于世，称之为“龙树眼论”。其中金针拨内障法最为著名，此法源自印度，而早在印度失传，在中国则大有发展。
佛教的传入也影响到中国的卫生习俗，其中重大的典例为刷牙洁齿和净身洗浴的习俗。中国以前虽有漱口、沐浴的习惯，但不如印度那么重视，且在佛教中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刷牙之法，在中国源自扬技揩齿。刷牙在印度佛教是嚼齿木，即以苦涩辛辣树木为木片，长八至十二指，粗如小指的木片、枝条即可。嚼齿木不但能洁净牙齿，还有现在“药物牙膏”的作用。后来中国医生吸取佛教的嚼齿木，发展成为辽代的粗毛牙刷，成为民众良好的卫生习俗。在恒河中沐浴在印度有特定的宗教意义，即通过洗涤的活动，得到精神和生理的净化目的。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良好卫生习惯也传入中国，如《诸佛福田经》非常强调建造浴池圊园积聚功德。浴池是公众沐浴场所，圊园即公共厕所。这些公众福利性质的卫生设施对中国卫生事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影响中国医学最深刻的，当推“轮回报应”思想衍生出来的佛教医学伦理道德准则。佛教医学伦理道德准则当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二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三是自利利他，自自觉觉他。这一基本精神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有专门的论述。他还吸取佛教“不杀生”的戒律观，主张济生不能以杀生为代价。
还有佛教的养生论、禅学对中国古代的医疗、养生、健身和开发智慧有密切关连。禅定能使人断除烦恼，淡化欲念，纯净思虑，安适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
日本茶道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日本茶道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千利休创立日本茶道
盛行于日本社会的茶道，源于我国宋代。据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日本茶道是中国茶文化在异邦结出的友谊之果。
初时的日本茶道，其礼节细腻繁琐，典则严谨呆板。到了十六世纪，经高僧千利休改革简化，致力推广，才逐渐在中下层社会普及。千利休(1522-1591)，初名田中与四郎，法号宗易。初从能阿弥派北向道陈学茶道，后入珠光派武野绍鸥门下，集两大茶系之长，摒弃其中的繁文缛节，并综合宗教、艺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门类，创立了饮誉世界的“四规七则”茶道美学，他有弟子三千，广为传播，成为日本大众化茶道的创始人，被日本人民誉为“茶道始祖。”
千利休创立的“四规”即“和、敬、清、寂”，被誉为茶道之真髓，具体可解释为：
“和”表示恭和、谦让、和谐之意，期望人人都能以情为重，以和为贵，这是人类理想的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
“敬”表示以礼相待，以茶致意，意味着对宾客的敬意，对长辈的尊重，对同辈及小辈的亲情。
“清”指环境的清雅幽静，也指心境的安宁平静，意味着在美好的环境中，嫩绿的香茗与心神的绿洲相互映衬，使之环境宜人，身心泰然。
“寂”则是茶道美学的最高境界，在“和、敬、清”的基础上，饮茶者寂然入静，进入凝神沉思，知己去欲，心无杂念，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七则”分别为点茶要温度适宜，放炭要恰到好处，茶汤要冬暖夏凉，鲜花要妙趣插成，仪式须提前准备，须常备两具，待客要心诚意诚。
千利休创立的茶道最初在寺院中举行，整个仪式非常庄严。以后进入官家豪门上层阶级，并陆续传入民间。仪式一般在环境幽雅的庭院或郊野进行，室内则陈设古玩名画，四时插花，情景交融，清雅和美，整个茶道礼仪都是一种美的享受：精茶美、茶具美、环境美、人情美。
作为日本茶道的象征，千利休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颂扬和褒奖，1585年，日本天皇赐予千利休居士封号，一时荣耀至止。1591年，七十高龄的千利休因触怒朝廷名将丰臣秀吉，被赐死。
荣西撰写日本“茶经”
中国茶叶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据考证，较早的记载有公元700年前后的高僧行基开始在寺院种茶。公元805-806年，传教大师最澄及弘法大师空海相继到中国学佛，回国后携带零星茶籽散种于寺院等地。但此时数量极少，只有在名刹古寺才能偶尔品饮。
对中国茶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贡献最大的，当首推高僧荣西禅师。荣西(1141-1215)生于日本备中吉备津(今冈山县)，十四岁出家为僧。1168-1187年，荣西作为留学僧，曾先后两次被日本国派往中国学佛，其中第二次住在宁波天童寺长达四年。荣西两次来中国，不仅学到了中国佛教文化，，还精深研究了中国的茶文化，掌握了种茶及制茶技术，他将中国带去的茶籽最先播种于筑前背振山(今佐贺县神畸邵)，以后又逐步扩展到拇尾高山寺、宇治、伊势、骏河、川越等地。如今，宇治、伊势、骏河、川越分别成为名茶产地，尤其是宇治茶，更是闻名日本。
荣西精通中文，会用汉语写作，对中国茶祖陆羽的《茶经》颇有研究，回国后，他用汉语和日语两种文字写成《吃茶养生记》上下两卷，共五千五百余字。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业专著，在世界茶业史上亦有相当地位。
《吃茶养生记》除介绍茶的起源、生态形状及采制技术等基本情况外，着重论述了茶的功用及饮茶疗法。荣西对中国茶叶推崇之至，开卷即热情赞美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则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则其人长寿也。天竺唐土贵重之，我朝日本嗜爱，古今奇特仙叶也，不可不采乎！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将茶叶奉为能消百病的万能之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种病之药，茶为万药而已。荣西还根据日本的各种流行病、常见病，提出了吃茶法、桑粥法等各种饮茶疗法，宣传饮茶养生。
由于在茶叶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荣西被尊称为日本茶祖，很多茶厂及茶馆都挂有他的肖像。在日本茶叶输出10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还在静冈县榛原郡金谷町隆重召开茶祖荣西表彰大会，并在当地牧文原公园内建立了一座高达四点五米的荣西塑像。
大千居士与日本茶碗
国画大师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爱季、季爱，字大千。他跟佛门有缘，别号大千居士。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1983年仙逝于台北。
据张大千回忆，他家里信奉的是天主教，但他却对佛学颇感兴趣。1920年他21岁时，因相恋的表姐早夭，一度曾产生过不婚不娶的念头，背着家人先后到松江禅定寺，宁波观宗寺出家当和尚。“大千”就是禅定寺逸琳老方丈为他取的法名。不过他当和尚的时间很短，先后不过一百天。
张大千爱茶，每天吃早点和下午的点心，大千居士无茶不饮，点心质量还是次要，重要的是要有好茶，否则就会吃得不开心。
据张大千的秘书介绍：“摆龙门阵”(聊天)、品茗、逛花园、作画是他每天生活的基调。
张大千喝过多种茶叶，在大陆喝西湖龙井、庐山云雾茶，在日本喝玉露茶，晚年在台北最爱喝铁观音，其次是乌龙茶，平时也喝清茶。他喝茶时颇为讲究，为去掉灰尘，冲茶的第一道水一般不喝，冲第二道时，才依次倒入杯中，第一杯较少，第二杯稍多，第三杯再多……然后再从最后一杯由少渐多倒回来，这样使每杯茶的浓淡保持均等。
张大千不仅爱茶，还爱好茶具。早在1930年他母亲70大寿时，当时客居浙江嘉善的他及两个哥哥曾专程到杭洲定购了一批白瓷茶壶和茶蛊，以一壶两蛊为一套寿礼。当时张氏兄弟从上海等地邀请了40多位好友，宴请后每人赠送一壶两蛊作为回礼。在赠给母亲的茶壶上，兄弟三人分别画上一尊赭色无量寿佛，茶蛊上则画了一棵赭色香草。
张大千在巴西时，把珍藏了15年的古瓷茶碗转赠给了《巴西桥报》主编王之一先生的夫人，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茶道起源于中国，唐宋最盛，代表中国的文化。日本自中国习成后，带到日本发扬推广，普及民间，列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程，高层社会交往的礼仪，代表文化艺术及教养标准。中国失传，现代人喝茶只牛饮，已经没有古代喝茶艺术了，希望王太太将茶道自日本再带回中国去”。由此可见大千居士对中国古代茶文化及日本茶道是极为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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