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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印度的佛教
佛教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已经在印度逐渐消亡，在第二个千年开始时，除了在喜马拉雅山腹地和佛经上常说的“边地”，印度本土的佛教差不多消亡殆尽。但到了公元20世纪，由于种种奇妙因缘。佛教的僧伽重新在印度建立起来。目前印度的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南印度的马诃拉施特拉(Maharashtra)邦。在印度活动的佛教团体，除了亚洲各地以往传统的佛教国家回到印度起塔造寺，有一些活动以外。目前印度的最活跃的佛教团体应当是“西方佛教会之友”(TrailokyaBauddhaMahasanghaSahayakGana简称TBMSG)，它的活动得到了当地以些佛教团体，比如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的大菩提会的协作。而在上一世纪50年代，著名的佛教复兴主义者安贝卡尔博士首先在印度西南部的社会底层发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的社会改革运动。把数以几十万计的“贱民”引入了佛教之路。到1990年代，以贱民为主体的印度佛教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约一千万。
不过准确地讲起来，现代的印度佛教复兴的源头，应该回溯到19世纪。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尤其在社会的中下层有一种思潮，竭力地宣扬达罗毗茶人的文化根源，而多少有点反对梵化思想的意思。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佛教成为对前现代印度传统批判的思想工具。当时宣扬佛教观念的社会改革活动家有J。tibaPhule(1826-1890)以及稍晚些的E．V．Ramaswall‘Periyar’(1879-1973)。这一时期(1862)在奥利萨邦还有一位宗教活动家MahimaGosam[先前的名字称为MukundaDasl，他也在当地宣讲一种宗教，并且批判传统的种性制度，反对偶像崇拜。他所创立的社团中采用了佛教的乞食的制度律仪。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那个叫做瞎子诗人的BhimaBhoi，。这位诗人和他周围的修行者扩大了Gosain的宗教影响。给后来的安贝卡尔博士以重要影响的还有一位叫做“塔斯”(Pand~IyotheeThaas、1845-1914)的泰米尔人。他是一名乡村医生，他对于不可接触者有着深刻的同情。他教导那些“贱民”根本可以不要自视为印度教徒，而要培养自己“无种姓的达罗毗荼人”的意识。他要求这些被传统印度教歧视的人像他一样，从锡兰(斯里兰卡)的僧人那里接受皈戒。这位塔斯的医生在马德拉斯创立了释迦佛教会(SakyaBuddhmtSociety)。
种种因缘汇到一起，促成了印度佛教的复兴。这当中最殊胜的是1891年锡兰人DavidHewavitarne(后来的达摩波罗／AngarikaDharmapala)来到印度。历尽波折，他终于恢复了已经荒芜的菩提伽耶，那是佛陀当年得到正觉的名胜之地。达摩波罗又在印度建立了“大菩提会”(theMahaBodhiSociety)。还在安贝卡尔领导的1950年代时的贱民归依佛教运动之前，以及现在被称作“达利佛教”(DalitBuddhism，)之前，大菩提会就在这里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从印度教机构的手中争取菩提伽耶道场的管理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殖民地和欧美世界都有一批知识分子发起对于印度学、东方学的思想运动，最先由一位俄国贵妇和人奥尔科特“上校”创立于的神智学会也在锡兰和印度展开了活动。印度的学者，如著名的梵语学者R．G．Bhandarkar都推动了人们对于佛教这样精神性的文化遗产的极大重视。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少开明的学者以他们的学术活动推进了佛教思想的流传。1881年，巴利圣典学会(thePaliTextSociety)创立，以后它陆续地校刊整理和出版了不少上座部佛教的经典，在南亚和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戴卫·李斯等这样的英国学者对于提高佛教在印度殖民地的文化地位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至于印度人中间，也有不少的学者从研究佛教到归信佛教，例如法喜·乔赏弥上座(DharmanandKosambi)在出家以前就是著名的学者。他1876年出生于在印度果阿(当时那里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02年他正式皈依了佛教。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上座比丘是印度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他在研究方法上所宗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乔赏弥上座所撰写的佛陀传(BhagawanBuddha／亦名世尊佛陀)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力作。该书首次出版在1940，至今仍然在重印流行。
当然说到底，印度佛教的复兴，其标志性的起点仍然是安贝卡尔的带领数十万的“贱民”皈依佛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今天它已经成为“达利佛教”当中广泛流传的故事了。
“达利”(Dalit)，在印地语中是“被压迫者”的意思。公开自称“达利”已经表明了某种社会意识的觉醒。在印度社会当中，在文学上表现为“达利文化”，它的作者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男女，它的内容多半反映的也是最低种姓的，无种姓的“贱民”们的生活和希望。表现在宗教运动方面，达利佛教代表了对占主流的印度教的批判和对后者的种姓观念的反叛。“达利佛教”的起点就在1950年代中期。
但值得一说的是，早在1929年就已经有一大批达利人表示要改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即令那个时候，安贝卡尔还没有想到在佛教中求皈依。以佛教为低种姓和社会最底层的精神依赖。当时他曾经写道：“当所谓社会上层种姓中有人威胁着要改信佛教或投向雅利安社时，并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看不出改宗这样的事的意义所在。要成功地对抗印度教的统治地位，我们应该成为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以赢得强有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并以此来清除不可接触者身上的印记。”按照这一时期的安贝卡尔的认识，印度教传统中，佛教只是其基层内容之一，这样一来，佛教也就成为了不太受人关心的一个支派。这种情况下，即无种姓的贱民改信了佛教，也不会引印度教中高级种姓的震动。但到了1930年代，他的立场有了变化。在他最终脱离印度教以前，他尝试了一系列的改革：1927—1935，他呼吁开放印度教寺庙和浴室给贱民使用。在那之后，他最终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完全脱离印度教，抛弃它的种姓合法的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印度的贱民制度。为此，他研究了其他的宗教，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政治理论，最终，他回到佛教上面来。1935年10月13日，他在一个声明中这么说：“不幸的是，我生下来就是印度教徒。那是我无能为力的事。但我可以郑重地宣布：在死去的时候，我一定不再会是印度教徒。”1956年，他终于完全地抛弃了以往的宗教归属。那年的10月14日，在那吉浦尔城，安贝卡尔和其他的数干追随者同时举行了皈依佛教的仪式。随后的一个时期，他组织了一个更大的有数十万人参加的佛教仪式，就当时的印度而言，也可以称为“贱民”们的一次政治集会。今天的印度，不完全的统计成果表明，信奉佛教的这个社会群体，人数已经达到了数千万。
在那次历史性的皈依仪式礼结束以后一个多月，安贝卡尔便去世了。继承他的事业的当然有一大批追随者。这其中有一个影响印度佛教后来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的是一位英国比丘。这就是僧护(Sangharakshita)上座。关于他我们简单介绍两句：他在1925年出生于伦敦南面的DennisLingWO。d地方，他靠着自学完成了高等教育。他对东方的宗教尤感兴趣，这一精神性的趋向将他引向了佛教。16岁的时候他就有自觉为佛教徒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在印度学习。他以25年有时间，认真地研究了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的三大体系南传的、北传的以及藏传的佛教。最终他创立了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佛教中心。1950年代，他成为了安贝卡尔的朋友和追随者，参加了后者的“法之革命”(DharmaRevolution)的佛教复兴活动。他在上一世纪60年代回到英国，并在1967年创立了“西方佛教之友团”(FriendsoftheWesternBuddhistOrder／FWBO)。1979年，西方佛教之友会在印度联合一批有志之土，组织了“三界佛教普济会”(TrailokyaBauddhaMahasanghaSahayakGana／TBMSG)。僧护和他的学生及朋友是这个佛教团体的组织与创立者。这个三界佛教普济会的宗旨，一方面是推进佛教在英国社会中的传播，让英国的佛教徒走上宗教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道路，也是为了让印度已经开展的佛教复兴运动有进一步的提高，并且推动佛教在印度社会当中的公益活动。从1978年开始，Sangharakshita的几位学生来到印度宏扬佛教，做佛教的社会工作。他们先是在西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的浦那(Poona)活动。那里是印度佛教的中心。他们的传播活动迅速扩展到其它地区，今天印度有五个邦的首府都有FWBO的活动中心，新佛教在那格浦尔(Nagipur)和孟买(Bombay)尤其活跃。西方佛教之友会在印度有20个活动中心。在英国的“慈善依托基金会”
(TheKarunaTrust)的资助下，他们开展了不少的社会福利项目，涉及初级教育、幼儿园、卫生赈济以及职业培训等。到1989年，印度的三界佛教普济会已有150余位本土的法师主持各地的中心，它的会员达到了数千人。
这个曾经以英国为本土的佛教团体，在安贝卡尔以后，展开了艰苦的弘化工作。它的精神导师就是僧护上座。僧护自己这么描述他继承的安贝卡尔的事业：“安贝卡尔博土在首次皈依运动后遽然去世，当时的情况颇为混乱。事实上，大部分新戒佛教徒都不了解佛教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佛法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接下来的几年中，针对这种情况，尽力改变这种两半。到1964年我离开时，我已经在印度工作了20年。其间，每年我用几个月的时间与新佛教徒们共同工作，向他们说明安贝卡博士倡导的改宗佛教的意义，让他们明白如何通过身体力行来实践佛法，实现安贝卡博土改变社会的理想。”
僧护的工作感动了后来者。传薪继火的下一位佛教法师是世友(DhammchariLokamitra)。僧护上座后来回忆道：“我于1964年回到英国去开展新的西方佛教运动，但我从未忘记在印度那边的新佛教运动。1978年当世友先生在英国向我表示，他愿意接任我在印度的工作时，我感到很高兴。我鼓励他同我在那边的老朋友联络。我非常清楚，在印度的新佛教运动和我们在西方发展佛教运动一样，极需建立西方佛教之友会(FriendsoftheWesternBuddhistOrder)和西方佛教会(TheWesternBuddhistOrder)这样的团体。”世友上座自己是这样谈论他在印度的佛教弘化工作和社会赈济活动的：“当我首次访问浦纳时，我有两个感受首先，人们非常热心学佛；其次，他们并不像我们在西方那样的努力修行。由于安贝卡尔博士遽然去世，我的第二个感受看来是难免的了。我发现，许多认识僧护大师的佛教追随者中，在他十年前离开印度以后，就没有获得过实际的佛法体验……当我第一次见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戒佛教徒时，我感觉非常投缘，非常亲近。我想，这是因为我身为西方人，但和他们一样都是“新的”佛教徒。并非一生下来就有人教我们信佛，我们也不是迷迷糊糊就归信了佛教。我们有很明确的理由。信佛是因为我们发现佛法确实能帮助我们改变并改善生活。我们奉行佛教的事情，如持戒、静坐、诵经……等等。对我们而言，必须有所行为才会有所受用。实践佛法，是安贝卡博和他的追随者的入门之法。当他们看到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教导他人时，他们会非常赞成……这就是新的佛教徒一直在期待和寻求的方法。”
世友上座在印度社会中间开展的佛教弘化工作遵循着四个标准：第一，坚持实践佛教的标准。不仅是个人的任何的禅修静坐这样的实践，更有参加社会赈济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要把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引入实际的生活，化入社会服务当中。慈悲与修行与服务是亦三亦一的事情；第二，新的佛教是理性主义的宗教，它坚决反对盲目的信仰，而主张本着社会和谐的原则，建立人与人的信任与理解，建立和平的家庭与社会；第三，新的佛教必须焕发当代社会中重要的进步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世友反复强调的：新佛教必须能激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第四，新的佛教坚决摒弃的是将贫困“合理化”以至“神圣化”的倾向。以往有的宗教歌颂贫困，从而放弃对不合理的社会贫困状态的改造。世友上座认为新佛教的未来就在于引导更多的人摆脱贫困、落后与愚昧。
世友上座这么描绘新的佛教运动的前景：“在印度，佛教的发展潜力很大，只要想想摩诃拉斯特省有好几千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佛教徒，无论你到哪一个村庄，都会受到他们欢迎。但以往没有人教导他们佛法。他们也许从未接触过一本佛书，所以单单在摩订拉斯特拉省，佛教发展的潜力就巨大无比。你可以说，整个印度都有类似的潜力，因为各处的前贱民对佛法都有兴趣他们的兴趣来自看到兄弟们在信仰佛教后的改变。如果他们成功地走上学佛的道路。其它地区的印度人也会有兴趣来了解佛法和修行返法。因此，我认为有数以几千万计的人民都可能成为的新佛教运动的动力。”
当然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印度社会当中的佛教传播运动。从上一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尤其是亚洲各个以往的佛教国家都有回到印度的佛教圣地去重建佛教寺庙的。例如，1964年，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鹿野苑召开，那里以后就又有了新建的外国佛寺。但那在很大的程度上，那些都只是纪念性的佛教建筑。它们内部的佛教活动与外部社会没有太多的联系。通常这些寺庙接待的只是来自它们国内的到圣地来参访的佛教徒。建寺的这些国家中，除了斯里兰卡，还有缅甸、泰国、日本等，也有我们中国的佛教信徒在佛教圣地如菩提伽耶建立寺庙的。今天，我们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内蒙籍的谭云山先生1930年代在那里所建的中华寺。到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1998年2月，我国台湾的佛光山曾经联合三大语系的佛教徒，在菩提伽耶举行了一个传戒大会。这是比较重要的佛教活动了。
尽管如此，就整个印度人口来说，信仰佛教的人数仍然是少数。整体而言，今天的佛教在印度仍然不是占主体地位的主流宗教，它仍然主要是社会边缘的或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的信仰生活方式。这个宗教如果与古代佛教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以下的这几个方面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第一，这个佛教是从印度的外部重新引回的。所传的是斯里兰卡的上座部系统；其次，这个佛教运动已经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既有近代以来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权观的思想背景，也有西方当代的普世宗教思想以致东方神秘主义(如神智学会)的影响。第三，它同印度社会当中的变化也有深刻联系。印度经历了长期的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后，其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宗教文化都受到来自西方的强大冲击。印度教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批有识之土已经发动了印度教的宗教改革。这一思想运动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上下各层面。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或五种姓的群体言，他们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已经具有了新的社会历史意义。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印度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既有传统的文化根源，表现了回到往昔的色彩；但其实，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旧时代的宗教恢复起来，而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这首先来源于这个宗教改宗的运动，其直接推动力量在于社会上最受压迫和侮辱、最受损害的群体的政治觉醒，它直接萌生子对人权与人道这样的现代思想观念的实践。从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在思想源头上，承接于欧洲的启蒙思想以及这个思想当中的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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