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日放生为他祈福_佛教的时代价值及其所面对的问题

好书是值得反复深入阅读的，只有这样，打开书才能真正有益。

第一，对话是理性的发展。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与这本书直接相关的短文(2000年第3期，《觉群》)。在那篇文章中，虽然“阅读……………………………………………………………………………………………………………………………………………………………………………………………………”的标题按照通常的形式，但这类文章首先必须有诸如标题解释、主题分析或写作背景等词语。但前一篇有所欠缺，本文补上。

据作者说，这本书是应出版商的要求而写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出版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仍然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一本好书一定是文化含量丰富的。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从书的内容和意义上，这本书的策划和出版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活动。出版商了解市场，对社会敏感，不仅不会降低其产品的文化品位，还会增加其社会价值，使其对时代更有意义。只有抓住时代的特点和热点，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才能赢得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父子，其中一人信佛，是真正的佛教徒；一个是被称为“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法国职业哲学家。乍看之下，他们可视为两种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佛教)和西方文化，但稍加深入分析，这只是表面现象，似是而非，简单化，形式化，依然是长期以来划分人的阵营(路线)的老套路。如果用这样一种理性的方法去搞文化研究，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当今社会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为了沟通，互相磨砺，互相磨合，增进对话双方的相互了解，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并行道路，求同存异；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广阔世界。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促进世界心灵的完善，提升人生价值，共同建设世界文明，是文化工作者的共同理想。正是本着这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这本书的双方对话者相互沟通。当我们坐下来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态去看待书中父子的不同看法和差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打开书本，通过阅读进行思考和启发，激活心智，在新的融合中进一步打开心智，完善观念，在理性的不断鞭挞和不同文化的碰撞下，坚定、巩固和提升信仰。

对话需要由具体的总理牵头，这样才能深入持久。本书的对话以佛教的基本概念为中心，结合提问者(Jean-Fran ois)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西方社会的调查中提炼出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虽然对话双方的进路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态上的差异，而不是地理上的差异)，但他们都在寻找通往人类最高智慧的道路，寻求人类共同的理性准则，并暗示他们在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努力是一致的。此外，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评价也基本一致，即在肯定其积极价值的同时，指出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挖掘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基础，他们之间的对话才能不断深化，并融入到“佛教玄学、认知论、宇宙论”这样深层次的、“有意义的哲学、形而上学”领域。使他们的讨论话题逐渐扩大，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够影响和发挥对人类生存指导作用的方面。

二，佛教的特点和时代价值

佛教的价值首先在于修行，人生的意义直接来源于生活。马蒂厄从一名科学研究者成为一名佛教徒，其间经历了一个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和时代文化从迷茫到觉醒的过程。促使他改变的不是一些理论教条或者科学研究。佛教传统是把修行视为“佛教和一切内在转化的中心”(用马蒂厄康玉儿大师的仁波语)。至于“纯理论或书本的研究”，那些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工具理性”，那些纯知性的东西，反过来可能会让人生“迷失”。

首先，在西藏，马蒂厄发现那些佛教修行者是“千年传统的忠诚而完整的代表”。在他们身上，马蒂厄看到了“圣人、完人、哲学家”的真实形象；从他们的言行中散发出来的“深沉、强大、宁静”的气质，使马蒂厄实现了一种“活的、可实现的”的生命状态，从而使他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上建立起信心和信念。

后来，马蒂厄在长期的宗教实践中，通过“内在的实验证明”，真正体会到了佛教生命智慧的本质意义和“真实性”。因此，马蒂厄真正意识到，他在投身佛教的精神生活之前所做的科学研究，虽然“非常有趣”，却未能解决他的“生存的基本问题”，所以他觉得“我再也不能把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了”。并推而广之，进一步反思西方在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各方面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所做的长期努力。真的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赋予了生命内在的意义吗？马蒂厄认为“通过外部世界的物理行为改造世界”表面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对存在的意义、精神的本质、生命的价值来说，仍然是无用的，甚至是失落的。

作为一名佛教徒，马蒂厄认为，在西方对佛教“无知了许多世纪”之后，是时候在佛教和西方主要思潮之间进行真正的对话了。通过对话和比较，马蒂厄指出，佛教必须在哲学和科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虽然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但马蒂厄坚信人类“不得不活出质量的唯一方式”，赋予生命“记忆意义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仍然要像佛教一样注重修行，走自我完善的道路。对于西方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利用佛教的真理，把我们自己完美的潜能变成现实”，从而凸显生命的本质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

和马蒂厄一样，江泽龙认为西方社会存在着生命本质的丧失和价值偏差。在分析这一原因时，江泽龙说，由于西方“过于相信历史的进步和创新的效率”，它试图以一种“对简单的历史发展带来的集体和政治解决方案的极端信念”来照顾“所有与人有关的问题”，但现实中的“各种事件”，特别是20世纪“相当暗淡”的历史，否定了这种“对进步自动性的信念”。另一方面，从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哲学“通过它所参与的与17世纪刚刚诞生的现代科学的对话，变得越来越纯粹的知识”，由于它对“知识”和“科学”的过分推崇甚至迷信，放弃了对“智慧和内心平静的追求”，忽视了自身的精神生活，造成了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意义。

让-弗朗索瓦分析，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中的“不足”，整个社会“因个人道德和智慧的丧失而留下一片空白”，才导致“佛教进入西方”，并引起世人的关注和重视。用他的话说，“对精神智慧的新渴望解释了西方最近对佛教的兴趣”。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心相通，人之常情”。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没有人愿意长期活在物质上，让精神生活越来越单调和贫乏。不用说，江泽龙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佛教传入西方的意义。他曾引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一句话“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或许是佛教到达西方”来表达这个意思。当然，由于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不同，江泽龙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和未来佛教在西方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与马蒂厄不同。

第三，对话的理性基础和佛教面临的问题。

从对话双方所持的推理中可以看出，马蒂厄主张用直觉、感悟和经验的方法去追求人生的真谛和价值，甚至用这种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佛教思想。而江泽龙则运用历史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即所谓的科学方法论，来推测和探索佛教人生哲学的特征和价值，不断追问佛教存在的理性基础。从价值合理性的立场来看，江泽龙对佛教的存在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以宽容为标志的哲学”，已经被西方所接受，对西方社会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佛教要想在西方取得“持久的成功”，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必须能够与西方近2500年来在科学认识、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上所做的巨大投入共存”。为什么这么说？江泽龙认为，在当今西方社会，人们已经“从信仰文明过渡到证明文明”。因为前者是纯体验性的，非信徒很难理解和接受；后一种方法，侧重于逻辑，是通过人类共同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规范，便于推广和普及。当然，科学和信仰并不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科学带来的进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阐明”对我们的理性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公理化原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佛教也不例外。在一个科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纯粹的经验主义和体验式的表演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只有依靠理性的原则，基于公理化的规律，能够进行逻辑演绎，才能让人接受。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方在“社会改良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改善”方面所做的“巨大投入”，以及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对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和积极价值，无疑属于善的优越边缘；数百年来，“人类的幸福只能通过对社会的彻底改造来实现”这一观点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对于存在意义的解决方法是“不再是个人的问题”，“必须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个人的道德化和向幸福的过渡可以通过社会的整体改造来实现”等思想，尽管还不是全社会的共识，但至少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传统佛教在关注个体精神生活的实践中，强调内心改造的重要性，但同时似乎忽视了社会整体改造的意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根据让-弗朗索瓦的分析，佛教能否在西方保持持久的影响力，还不能下定论，因为佛教在西方还没有完全满足这种现象世界存在的条件。

本文开篇就已经指出，对话不是简单地设置正面和负面，目的是在形式上为一方争取胜利。一般来说，这其实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或者智力游戏，往往只是一种小聪明的展示。就本书中这种深入而广泛的父子对话而言，主要是提问者的让-弗朗索瓦通过“了解、分析、比较”，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即他看到了“佛教教义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但他仍觉得“我的对话者”在介绍佛教时仍有许多“未能说服我”的问题；马蒂厄没想到，通过一系列对话，西方完全可以被博大精深的佛教所折服。但是，值得深入思考。对话一开始对佛教进入西方持开放甚至欢迎态度的让-弗朗索瓦，为什么最后对佛教有所保留？江泽龙对佛教真理的理论基础提出的那些问题合理吗？佛教与现实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许多问题无疑涉及佛教的形而上学部分及其存在的意义。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科学当道的时代。科学文明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并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首先是它给人类带来的卓越的物质文明。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判断众说纷纭。个人认为，他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拒绝科学文明。也许，一个个体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生活的坚持和执着，会让他的生活感到彻底的轻松、快乐，甚至超脱，但我们永远不能否认科学文明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关于这一点，江泽龙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用每个个体都能获得的崇高的精神完善来反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的想法，在我看来是反动的。”

其次，科学强调公理化原则，注重理论的普适性。这种存在形式确实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有利于科学文明的推广和普及。毫无疑问，佛教的实践和论证并不在理论上，摆脱生活的唯一方法是证明自悟本人。但是，如果佛教“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纯粹的经验限度内”，只有一条自我证明的道路，那么它的启蒙必然是有限的。毕竟经历性的东西没有说服力。“人若饮水，冷暖自知”。经验是真实的，但不能代替公理。(当然，这并不是说佛教没有“理”的体系。只是长期以来佛教徒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比较片面，忽略了弘扬佛教的“理”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江泽龙虽然承认马蒂厄介绍的佛教中的独特现象不是虚构的，但仍然坚持认为：“佛教智慧的理性背景在我看来仍然是未经证实和不可验证的。”马蒂厄似乎忽视了理性对话形式对双方沟通的意义，也没有充分肯定对话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任何对话，无论多么清晰，都不能代替个人对事物的内在理解。”虽然这是事实，但它揭示了佛教界长期以来对理性原则不够重视。

此外，佛教一直强调庄严、愉悦和情感。自我解放不是终点。一切利益众生的因缘，都是佛。海纳百川，佛教要充分肯定人类一切进步的探索；佛教应该积极接受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法律、制度、秩序、规则、自由、正义等。毕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条件。这些在西方长期不断实践并取得成功的经验，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发展。佛教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

总之，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本书对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以推动人类进步为宗旨的文化工作者和慈悲为怀、以生命为重的佛门人士深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这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看问题问问题比回答问题更有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佛教与西方社会接触对话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重新融合；佛教要在西方进一步发展，要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精神力量，确实需要重新整合。我们认为这是佛教面对现实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